序言
北京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，它从古至今经常作为政治中心，而其中的生活风俗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以及文化的重要范本。尤其是清末至今的“老北京”，那里面还凸显出了中国文化的最重大特征——融合。今天回望“老北京”的民俗，就会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自己生活中必须要遵守的一套规矩，有句俗语总是让人难以反抗，“这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”。一个人出生后，他这一辈子该怎样活，活成个什么样子才合适，其实早就被一套完备民俗规定好了：春节你就得走亲访友，吃饺子；清明你要祭祖，忌热时；到了端午，赛龙舟吃粽子更是必不可少，凡此种种，都是不可抗拒的。
民俗：春联门神
今天，我们就来看看“老北京”的民俗活动，里面透着让人感同身受的中国文化，它不仅仅是一套既定的规矩，那是我们华夏子孙相连的血脉。
白色凄怆之上的文化之花——老北京的丧葬风俗的文化融合特征
中国民俗的一大属性，是拥有强大的融合性。它既是古今融合，民族融合，也是多层次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融合。在民间生活里，包容性一直比对抗性表现得更明显。
丧葬民俗：丧事搭棚
葬礼中的民族融合。清代北京居民的主要民族成分，是汉族、满族、蒙古族和回族。老北京丧葬习俗中，主要是满汉的丧葬礼仪，人物服饰，既有满族、也有汉族，怎么判断到底是哪个民族的葬礼呢？我的方式是看细节、看器物，比如满族棺材有自己的外形特点，满族妇女不裹脚。但其实不分也没关系，因为两个民族的礼仪已经融合了。
民俗学家金受申有个概括：在清中期以前，因为政治地位不同，满族、蒙古族的葬礼，和汉族葬礼是一看就分得出来的。到清末就不太好分了。除了器物和细节差别，主要的不同是：满族的葬礼很讲官派，像出殡的依仗之类场面很排场；但举哀不像汉族那样讲究表现悲痛。其实，这也不是情感的区别，而是文化不同，在清代满族人的价值序列里，所在的“旗”要高于家族。
丧葬仪式和宗教的关系最密切。老北京的回民，也恪守着自己的宗教丧葬礼仪。但也有一种形式上的礼仪融合，就是各民族在婚丧嫁娶这些民俗仪式上保持往来，庆吊相通，这在当时叫“隔教不隔礼”。这也有世俗的原因：据统计，当时北京有大约四十多个清真寺，老北京人叫礼拜寺，有12万信徒，他们大多经营肉铺、饭馆、旅店、浴池等行业，最早从明代开始移居这里，和各民族的邻居并没有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。
民族融合这个特点，对时代发展有重要影响。比如，清末时代的革命运动经常出现“驱除鞑虏”这种反满口号。但清朝真的灭亡后，民间并没有太多对满族人的敌视和报复，这不是谁的刻意引导，也没人有这个政治影响力，而是大家早就觉得彼此是一样的，你看，连办丧事的规矩都一样。
丧葬习俗：诵经
然后是宗教融合。满汉民俗合流，就是因为都对宗教采取开放态度。在这本书里，有道士与和尚诵经祈祷的图。但还不是那时候的全貌，当时比较殷实的人家，还要请喇嘛、尼姑加入超度诵经的队伍。而且互相不避讳，是同时进行。大家都在一个棚子里，僧人居中坐在台上，道士在左，尼姑在右，喇嘛坐在平地上唱诵经文，这叫“僧道番尼”四棚经，是一种很体面的仪式。另外，还有人请在家修行的居士来念经，找巫婆神汉做法的。在心理上是求全责备，哪个管用就用哪个。
中国民俗学的元老钟敬文说：中国传统有三个干流，分别是士绅、儒生阶层所创造的上层文化、市民所创造的中层文化，农民、劳动者创造的下层文化。民俗主要是中下层民间文化的一部分。在风俗中，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有各自的形态和机制。
用不同的层次去拆分丧葬习俗，你会发现，在老北京汉族满族通行之间的丧葬习俗，有来自上、中、下不同阶层的观念，它们有时候会对抗，但主要是并存和融合的。
我们先说上层文化，也就是正统的儒家文化。儒家对民间生活的主要影响，就在于葬礼和家庭祭祀。日本汉学家内田道夫，他是这么讲解的：“儿子在百日内、孙子在五十日内不能剪发，不能剃须……孝服是用粗糙的白棉布所制。象征着因悲伤而心里凌乱的样子。”对于这些，我们更熟悉，我们知道：丧服的样式和细节讲究非常多，比如孝帽子上坠几个棉花球，就能算出戴孝人的辈分，和逝者关系越近，孝服越粗糙、越不剪裁。而满族的孝服稍有不同，有一套类似官服的规矩。
还有一个仪式叫“点主”，就是在家族祠堂里安放逝者的灵位，也叫神主。上面写的某某之神主的“主”字那一点是空的，写成王。在举行仪式时，要请功名很高的文人士大夫来点。有意思的是，犹太富商哈同年死在了上海，他也入乡随俗，执行了传统的中国丧葬礼仪，同时请到前清的状元、榜眼和谈探花来点主，总酬劳高达两万块大洋。
丧服
丧服和点主这两个民俗礼仪，就是儒家设计出来的制度。孝服这类复杂苛细的规则，可以把孝道完全植入民间生活，让人亦步亦趋地执行。孝子穿粗麻衣服，表示的是父母亡故，自己寝食难安；同时，还要保持长幼有序、亲疏远近，按地位服丧。孝顺本来是不好考察的心意，但你为父母大操大办葬礼，完成了儒家的治丧礼仪，就是一个公认的孝子了。像点主这种仪式，体现的是儒生掌管意识形态的地位。而且也有现实好处，哈同不是个案，民国时候，很多前清翰林的重要收入，就来自于给人点主和写祭文。
然而，丧葬民俗里，有许多是儒家无力干预的成分，来自于中下层文化。荀子早就有这种担心，说“其在君子以为人道，其在百姓以为鬼事”。我们知道，丧礼中的许多东西，今天还有的，像什么招魂幡、打狗棒、烧纸钱、纸扎的家具车马，都是道教、佛教和民间俗信结合的产物。在老北京，这类习俗特别复杂，成本也特别高。为操办丧事而倾家荡产不是什么稀罕事。纸糊的楼房和宅院高一丈多，里面带全套的家具，人可以走进去。我看过当时一个人的回忆：有个清代北京的大户人家，一次烧掉的纸钱，就价值十户中等人家家产，就连那堆纸灰也被人花百两银子去买，因为里面有“大家主”的福气。
安葬图
这里面有一类日期规定今天也还在沿用，书里是这么描述的：“死后三天举行的法会叫接三，是诵经、把故人的魂迎接回来祭祀之意。到了黄昏，就烧纸钱和冥器，送走故人的魂，这叫送三。大规模的葬礼每七天供养一次。相当于日本民俗的通夜。”从“头七”到“七七”的民俗，也和儒家的礼仪没关系，它来自佛教，在唐代就已经很盛行了。
喜气洋洋的实用主义：老北京婚礼民俗的实用特征
传统民俗的另一大类属性，是强大的实用性。一种风俗不管看起来多么不科学、不合理，但只要它能在民间长期保存，就一定符合某种实用性。
婚礼搭棚
这在婚姻习俗里体现得最明显。许多婚姻民俗都有实用性的起源。比如说，民俗学者认为，彩礼来自早期人类社会的抢婚；后来达成妥协，男方开始支付一定的财物作为抢人的补偿。它在后世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精致，逐渐脱离了本意，但还是会继续影响群体的潜在心理。史书里记载的彩礼已经很雅致了：男方彩礼除了财物以外，还有“一只把羽毛染成桃色的鹅，这是从前以大雁为纳采信物的遗风”。
婚礼主色调：红色
再如，为什么婚礼最崇尚红色呢？这需要考察中国的心意民俗的历史轨迹。先秦到汉代的政治思想相信五行相生相克，五行各有对应的颜色。秦尚水德，以黑色为尊；汉代一开始尚火德，以红色为尊；后来取“土克水”，改尚土德，把黄色作为尊贵的颜色。黄色逐渐成了皇家专用颜色，在民间是禁忌。于是老百姓觉得红色是仅次于黄色的高贵颜色。这也有实用性的原因，在古代，红布、红色服装的生产成本高，只在重要场合下才用。
在传统民俗里，婚姻可以说是完全实用主义的仪式，主要服务于男性家族利益，几乎和男女双方的个人感受没有关系。这个家族利益具体是什么呢：首先当然是延续子嗣，这是婚姻的价值，也是女子的价值，我们知道，过去男人休妻的理由“七出”里，第一条就是“无子”。民俗书籍记载：“婚礼的仪式古来多有变迁，但儿孙满堂的愿望是结婚的原点”。婚礼中所有的祝福、习俗，也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。在这本书里的合卺仪式里，也说到了相声里的那个段子：子孙饽饽故意不煮熟了，好让新娘子说出“生”字来。
合卺
传统家族的利益结构是以男性权力为核心的，实行严格的等级制，家族内共同居住、财产集中支配。这里面有很多不符合天性的东西，都要靠尊卑等差和道德礼仪来约束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就发现下面这些婚礼习俗是干什么用的，我给你念一下：双方同意提亲，就交换“门户帖”，上面写着出生地、上三代的家谱概略、一家人的身份职业等。然后交换“小帖儿”，即生辰八字。小帖儿供在灶神前三天，听取意见，这期间一家人没有争斗、差错、不幸的话，结缘就算是吉祥。接着是女方一家来看男方的家风，这叫“相家”。在过去，新郎没有独立的住所，作为大家族的一员聚族而居，“相家”是必不可少的惯例。新婚次日早上，夫妇要一起拜祖先，然后向父母、亲戚、朋友请安，这叫“双礼”，第三天新娘参拜家庙。
新娘上轿
在年轻一代为了婚姻和长辈产生的冲突里，矛盾经常集中在生育自由和财务自主上。这当然是正当的个人权利，但维护它要知己知彼，明白这种阻力背后的习俗力量。在中国，现代的权利法律意识的历史其实很短，有一本《北京风俗图谱》，它记载的老规矩，距离今天还不到一百年。传统的民俗可是在未有文字时就开始积累的，它通过口耳相传、行为示范的传承，对群体形成了强大约束，表现出来的就是争论里的那个气势汹汹的理由：“从老祖宗开始就这样，别人家也都这样”。
“一年到头，你就得这么过！”——老北京人有温度的生活程序
我这里就说说民国时代的老北京城，不只因为是“天子脚下”，也因为这里的风俗最繁荣、最有代表性。
老北京是一座农业文明城市，尤其是北京城中的庙会，我考证史料发现，这个大都会里的集市是农村机制的残存和变形。农村的集市一般都在寺庙周围，在中午以前结束。北京当年的庙会还是这个传统。特殊之处在于庙会每天都开，轮流在隆福寺、土地庙、白塔寺和护国寺这些地方举行。市场就摆在寺庙的大院里，到处都是小店，人头攒动。
商贩聚集处
所出售的东西，从日用百货到古董、花鸟虫鱼和鸡鸭狗等牲畜，没有不卖的。就算不买东西，只是来这里逛逛，也能感到人生的乐趣。谁要是买了只鸟，提着笼子往回走时，路过的人就会过来亲切地打招呼，“嚯！这鸟真棒！多少钱买的？”然后两个人就会打开养鸟的话匣子。这种安逸悠闲的感受，也是只有在庙会才能体会到的。
当然，北京的商业也有代表城市文明的一面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集散地，有闻名全国的大商铺。在当时的商业结构里，“风口”行业，也就是规模最大的买卖，是票号、药铺、绸缎庄这一类。这些商店的字号和门口挂着很有商业特色的对联：书店的对联是“藏古今学术蕴天地精华”，文具店的对联是“善扫千军阵能生五夜光”。
老北京商业街景
从民俗学角度看，这些叫生产民俗；从商业角度看，就是那个时代的企业文化和广告。行商的广告是叫卖，现在还有专门表演老北京叫卖的；坐贾的广告是字号、幌子、对联这类标识。中国人重视“名”，给店铺取字号是头等大事。过去有首店铺字号诗，一共56个字，从里面取两三个字，就能组合成一个吉利的老字号品牌。
舞狮子戏
在老北京流动商业里，还有这样一类人，他们打着二寸左右的小鼓，上门换废品，也会收买比较贵的文物。他可能不太了解，这在北京就叫“打鼓的”，在天津叫“喝杂银儿”的，是特定历史时代才有的一个行当。正常情况下，珍贵的古玩字画流传有序，有明确的去向，不会流落到不正规的市场。但民国是变革时期，许多破产的大家族子弟都靠当卖度日。打鼓的不收废品，他们专门串过去的大宅门，找机会低价买走文玩古董。这个行当有个松散的行会叫“攒儿”，串通起来蚕食目标；他们还有一种专门的市场叫鬼市，因为是夜里三四点开市，天亮就散。古玩行的人也常逛鬼市，因为有可能“捡漏”，也就是低价买到宝贝。
官场上的“团拜”风俗
在清代的新春拜年里，已经有了“团拜”形式，主要存在于官场。商户在初一这天给老主顾拜年的形式很简单，只要派伙计在凌晨时把贺年片从门缝里扔进院里就行。此外，元旦这一天还是灶王爷和诸神返回人间的日子，家家户户要在家里摆上接神的供桌。接神结束后，再拜家庙、拜父母。拜喜、贵、福、财的四方的柱神。
春节后的第二大节日是端午节，也叫五月节。南方是赛龙舟，老北京的民俗是游天坛，顺便躲避毒气和瘴气，因为农历五月气候湿热。家家用红纸剪了蛇、蝎子、蜈蚣等五毒图案和天师符、钟馗像一起贴在门上。这一天的天坛除了有集市，还有赛马活动。
第三大节是中秋。这三大节不只是自身重要，还因为它们是店铺里结算和清账的日子，书里是这么说的：“（这时候）雇主可以自由解雇员工，可以毫不留情地讨账催债。真是明月的晚上不知产生多少悲剧”。
老北京风俗：重阳登高
总之，一年中的各种节日，从春节到清明、中元节、重阳节、寒衣节，有各种各样的风俗，花样百出的物件和规矩，可以把人的生活填得很充实，但中心的环节还是祭神和祭祖。所以，用“有形文化”和“心意现象”来给这些岁时风俗定性也有矛盾，你说它是物质的吧？它是我们沟通祖先和天地的形式。你说它是精神的吧，这些情感还是需要节日物品和很多食品来唤起、来表达。岁时节日民俗是非常重要的，它既是对全体民族成员的凝聚，也是对个体生活的规范。可以说，一个新生儿来到世界上，一生该怎么过，一年该怎么过，风俗已经替他规划好了。想要脱离或反抗并不容易。
老北京民俗：中秋拜神
你可能有所不知，民国刚成立时，政府曾经禁止过民间过春节，只能过公历新年、也就是“阳历年”。这个初衷可以理解，他们认为民众应该抛弃掉旧的习俗，迅速进入现代化。但是，这个禁令高估了政治的力量，低估了民俗的强大力量，它最后也只在民国的机关、学校的作息上有一些效果，老百姓根本不买账，白白消耗了民国政府的公信力。这件事也带来一个问题：该怎么区分和对待陋习和良俗？一种风俗，如果只用现在的观念去看，利弊很明显，但难以明确的是取消它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。民间生活从来不是抽象的，它与过去和未来，都保持着复杂微妙的关联。对于风俗的改造，需要深入到民俗的内部机制里，谨慎地做出决定。
墨萱说：
老北京城的生活风俗是秋天里的一片枫叶，有那种一叶知秋的效果。我们在追忆老北京的种种民俗活动时，所开启的是一段追本溯源之旅，我们能在小商贩的叫卖声中找到心中熟悉的归宿感，也能在茶馆里的说书人惊堂木上，窥见自身民族的特色。
回忆不是念旧，而是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然后才能知道自己又要去往何方。就像我前面说过的，我们生下来就该这样活，按照老祖宗的规矩活，你想反抗，那就先要否定自身的文化符号，变成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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